古今孝道观——《孝经》与《圣经》心得讲章资料

作者:郑国治 来源:网络 浏览:
古 今 孝 道 观 ——《孝经》与《圣经》心得 第九章 孝道与治国 孝在政治上有其功能,古代君王以孝治天下.谢幼伟于 “孝治与民主”篇云: “孝有上述四种意义(亲亲之义、敬长之义、...

古 今 孝 道 观

——《孝经》与《圣经》心得

第九章 孝道与治国 孝在政治上有其功能,古代君王以孝治天下.谢幼伟于 “孝治与民主”篇云: “孝有上述四种意义(亲亲之义、敬长之义、还本之义、感恩之义),所谓孝道,就是根据以上的四种意义而发展出来的道德.根据这样的道德去治国,就是孝治.所谓 ‘以孝治天下’,即是以孝的道德去治天下.尽管历代帝王之提倡孝道,可含有甚么私心私意,可有甚么不正当的动机、私利,用孝道以巩固其帝王的地位,但就孝治言孝治,孝治应有的根本意义,只是以孝的道德,以孝的四种意义去治天下而己.”(见《中西哲学论文集》)其实《孝经》有更广泛孝的意义,及治国之方.

《孝经》: “子曰: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,不敢遗小国之臣,而况于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乎,故得万国之欢心。以事其先王。
治国者,不敢侮于鳏寡,而况于士民乎,故得百姓之欢心,以事其先君。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,而况于妻子乎,故得人之欢心,以事其亲。
夫然,故生则亲安之,祭则鬼享之。是以天下和平,灾害不生,祸乱不作。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。诗云:有觉德行,四国顺之。”( 孝治章第八)

本章讲述过去圣明的君王以孝道治理国家,对大小巨民、诸侯都一视同仁,所以受到人民欢欣爱戴.治理国家,对百姓无论贵贱,都尊重.所以受到拥护.以孝治理其家的,对妻子、儿女,都可欢心的服事双亲.生得赡养,死得祭祀,天下和平,人民不作乱,这是以孝治国的果效.

自汉独尊儒术之后,皇帝纷纷提倡孝道,因人民 “移孝于忠”,国家好治理.皇帝自身行孝,推孝、教孝、疏孝、鼓励天下人尽孝,天子立下孝道的楷模.诸侯就要向应效法,诸侯鼓励行孝,卿大夫就要向应效法; 卿大夫鼓励行孝,士与庶人就要向应效法.上行下效,天下人都行孝,都尽心忠于皇帝, “是以天下和平,灾害不生,祸乱不作”.岂不治国有方.

孔子常引用舜、禹、周文王为 “明王之以孝治天下”的圣君.舜父顽,母嚣,弟象傲,但他仍然恭敬的尽孝.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,他在历山种田,当地人相让相助;他到黄河制陶器,当地人给他方便;他往雷泽捕鱼,当地人将所得与他分享.尧知其孝心与善行,将两个女儿嫁给他,将王位禅让给他.禹治水有功,他吃的是粗茶淡饭,但奉祀的祭品却极丰富;自己穿的很粗薄,但祭服却很华美;住的很简陋,却全心全力用于水利工程.他尽孝尽力治国,受人敬重.周文王的孝道有诗曰: “问安寝门外,旦旦俟鸡鸣.以至日中昃,居常尽此诚.”这几位历史上英明的君王,他们的孝心,值得敬佩,但他们治国,并非单靠孝道而己.

《白话中国通史》说: “舜帝有虞氏,姓姚名重华,本系一位农夫,也曾以捕鱼为生,因为他的才德远近闻名,尧帝年老,从群臣推荐,先请他做一位管教化的官,果然政绩裴然;又请他办理外交事务,建树又不少.尧帝又请他代行天子的政务二十八年,也都非常顺利,尧帝死后,舜才正式登极.……他在代尧帝摄政期中,才德已为尧帝所赏识.他即位后赏罚分明,而虚心纳谏,天下人无不心服.他看到洪水为灾,命崇伯鲧的儿子禹去治水,禹深知他父亲防堵的方法不行,苦心积虑的研究,才发明疏导法,他亲自登山观察地势,测量高低,任劳任怨,历时十三年,才把小河疏导入大河,大河疏导入海.而且大兴农田水利,贡献大极了.舜帝因禹治水有功,便摹仿尧帝让贤的办法,把帝位让给禹.”( 《白话中国通史》5页)舜和禹都是杰出有能力治国的人,他们都由基层做起,由下而上,而且经过实际的考验,被公忍可为国家的领袖,绝不是靠一个孝字就 “富有天下,贵为天子”.《孝经》的简单的以孝治国,恐怕要重新评估.

周文王就是诸侯西伯姬昌,礼贤下士,笃仁敬老,为人修身养性,德高望重,诸侯多数归心拥护他.他见纣王残忍无道,不纳劝谏,杀害忠臣,草菅人命,挥霍无度,洒池肉林,沉迷女色.西伯昌联合志同道合的诸侯,抗暴锄奸.至其子姬发(即周武王)率友好诸侯讨伐纣王,因出名有师,士气高昂,战斗时,因纣王不得民心,将士倒戈,弃商从周.纣王战败,自焚而死.这段历史的见证,以《孝经》 “移孝于忠”的说法完全相反,文王若尽 “愚孝”、 “愚忠”,只好让暴君自行宰割,亳无自主权.文王是 “智忠”、 “智孝”,大孝为国为民,忠于国家的百姓,他的除暴君,是为改革一个国家,使人民能在 “国泰民安”之下生活.文王、武王治国,选天下贤人,建立法制,并非凭空一个 ‘孝’字治天下.

现在世界人口极速增长,各国人民思想开放,国际交流贸易频繁,军事、医药、卫生、教育、环保、人权、智慧产权、基因研究、太空合作、抗暖化、……不但国际事务,还有国内的建设与发展,都需要学者专家,高科技人才,才能深谋远略,恐非《孝经》及四书五经所能够应付的? 《孝经》及四书五经有其历史价值及其现代意义,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与探索.孝道可以塑造人格,提高德性,是无可厚非的.但若单以古代圣明的君王以孝治天下,恐怕在错综复杂的二十一世纪已是远远不够了!

《孝经》: “子曰:五刑之属三千,而罪莫大于不孝,要君者无上,非圣人者无法,非孝者无亲,此大乱之道也。”( 五刑章第十一)

孔子认为不孝是最大的罪,要受到最严厉的刑罚.五刑即:墨(用刃在脸上刺字,涂黑色,作为惩罚的记号)、劓(割掉鼻子)、剕(砍掉腿脚)、宫(将男人的睪丸切除,女人幽闭,破坏生殖器)、大辟(即为死刑).五刑全是摧残人体的刑法,以现代人道的眼光来看,岂非十分残酷?孔子将不孝列为最大的罪,就是 “大辟”也应该是死有余辜了.汉代对不孝者有 “斩首枭之”.但孝道既然能理家治国,威力庞大,为甚么不能以 “孝”治 “不孝”呢?还要借助残酷五刑呢?

不孝为大罪,相反的.因为着行孝若犯罪反而得到特别的宽容.孔子认为 “父为子隐,子为父隐.《汉书、宣帝纪》云: “父子之亲,夫妇之道,天性也.虽有患祸,犹蒙死而存之,诚爱结于心,仁厚之至也,岂能违之哉!自今子首匿父母,妻匿夫,孙匿大父母,皆勿坐.”反之,若不为父母隐,倒要受轻视或遭刑罚.以现代的法律衡量,实在不可思议.等于孝可容让不诚实的罪继续存在.公义的法律如果被扭曲,焉可治国?

封建时代,过度强调孝,晋书 “孝传”中记载,竟然有孝子为亲报仇,杀死仇人被官方赦无罪.清代赵勋十四岁时,父亲被赵宋所杀,十五年后,赵勋报杀父之仇,杀了赵宋,他亲自到衙门请罪,审判官知其为孝子,赦他无罪.以现代标准,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.就是 “王子犯法与民同等”.难道 “孝”高于国家的法律吗?古代君主时代,是人治,而非法治.但,治理一个国家,必须要有公义公平的法律,才能叫人民遵守,才能令人民口服心服!

孔子认为胁迫君王,诋毁圣人,非议别的人孝行,是三大罪.东汉王充着 《论衡》云: “世儒学者,好信师而是古,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;专精讲习,不知难问.夫贤圣造笔下文,用意详审,尚未可谓尽得实;况仓卒吐言,安能皆是?不能皆是,人不知难;或是,而意沉难见,时人不知问.案贤圣之言,上下多相违,其文前后多相伐者;世之学者,不能知也.”( 王充思想析论135页)“夫天生一人,自有一人之用,不待取于孔子而后足也.若必待取足于孔子,则千古以前无孔子,终不得为人乎?”( 同上195页)

如果对圣人有所评论,提出不同的见解,难道是目无礼法吗?如此岂非愚民政策,辖制言论自由. “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也.”圣人也有罪性与罪行,圣人也是罪人.在言论、思想、学术自由的时代,评论古圣的哲思是合情合理的.古代君权至上, “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”.君权已超越法权,甚至到无法无天的地步,许多忠臣名将枉死于君王的手下.如此,非治国之道也!

古代多数忠臣不敢直接劝谏君王,因伴君如伴虎, 虽是“忠言逆耳”也只能指责其身边的官臣用以影射,而且战战竞竞,如履薄冰,因恐惹杀身之祸,如忠心耿耿的比干,责无旁贷的向纣王劝谏,结果惹来剜心之祸.古代完全无言论的自由.现在大众传播媒体非常发达,消息非常灵通,如美国尼克逊总统的水闸案,一夜之间传遍全世界.克林顿总统的越轨行为,国会议员可在国会提出讨论,这是民主的制约,非 “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”的治国方式.

如评论古时二十四孝的错误,或愚孝;难道就要落到 ‘不孝’的苛责吗?古籍并无垄断孝道的特权,以孝治国的理论受古代君王的青来,因孝强调 “忠、敬、顺”于君王,正合乎统治者达到容易管理的手段,何乐而不为?但,因持守封建的旧传统,对国家的创新拓展似乎会很缓慢.现今应吸取东西治国之长,多方面发展一个国家,才是治国之道.

《孝经》拟以教孝行其政令.“夫圣人之德,又何以加于孝乎。……故亲生之膝下,以养父母日严。圣人因严以教敬,因亲以教爱。圣人之教不肃而成,其政不严而治,其所因者本也。……言思可道,行思可乐,德义可尊,作事可法,容止可观,进退可度,以临其民。是以其民畏而爱之,则而象之。故能成其德教,而行其政令。”( 圣治章第九)

孝道教育诚然重要,但想用孝道教育推行其政令,谈何容易? 读圣贤书大有人在,行圣贤事者有几何? 古今读书人,多数想 “升官发财”.为国为民者简直是鸿毛麟角.以高科技盗用身份者,盗取银行存款者,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.教育加上《圣经》的信仰,才可能守住正道.

《孝经》以扬名于后世作为诱导人行孝的手段.“子曰:君子之事亲孝,故忠可移于君。事兄悌,故顺可移于长。居家理,故治可移于官。是以行成于内,而名立于后世矣。”( 广扬名章第十四)孔子想以治家的方法转移到为官治政治国;家不等于国,治得了五口之家,并不能以同样的法则去治五千万人口之国.所以理论与实践并不符合.

古代以孝治国,无异于巩固君权父权为主.孔子主张: “君君臣臣,父父子子”(《论语》)就君要有君权,臣要有臣道;父要有父权,子要有子道.汉武帝崇尚儒家,注重孝道,总希望老百姓忠君守廉,方便治理.孝道能使天下民心归顺,人与人之间和睦共处的有效手段.皇帝行孝.老百姓就要效法,可将国家治好.《吕览》云: “夫孝,三皇五帝之本务,万事之纲纪也,执一术而百善至,百邪去.天下顺者,其唯孝乎!” 论语: “或谓孔子曰:子奚不为政?子曰:书云孝乎,惟孝友于兄弟,施于有政,是亦为政.”中庸: “为政在人,取人以身,修身以道,……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,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.”

“凡为天下治国家者,必先务本而后末.所谓本者,非耕耘种殖之谓,务其人也.务其人,非贫而富之,寡而众之,务其本也.务本莫过于孝.”(《吕氏春秋、孝行览》)

《礼记、祭义篇》云: “先王所以治天下者五:贵有德、贵贵、贵老、敬长、慈幼.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.贵有德何为也,为其近于道也;贵贵,为其近于君也;贵老,为其近于亲也;敬长,为其近于兄也;慈幼,为其近于子也.是故至孝近乎王,至弟近乎霸. 至孝近乎王,虽天子必有父; 至弟近乎霸,虽诸侯必有兄.先王之教,因而弗改,所以领天下国家也.”

孝出门尽忠,无形提倡孝可为政治国.有云: “君子之事亲孝,故忠可以移君;事兄悌,故顺可以移长;居家理,故治可以移于官.”以孝治国,可避免以下犯上,天下归顺,君权巩固.汉代董仲舒 “独尊儒术”,提倡以孝治国, 《孝经》被高抬为 “人伦之本,穷理之要道”,并且与《论语》相提并论;因为有 “半部论语治天下”的侈言.当时 “选士每用孝廉”.

古时忠孝并提,孝子出忠臣.无父无君,则为大逆不道.封建时代,君王以孝道来巩固自己的江山.聪明的君王,总想以孝道来治国. 孝成为统治者的一种手段. 丞相陆凯对孙皓说: “君贤臣忠,国之盛也.父慈子孝,家之盛也.”

人民如果注重孝道,国家会比较安宁,官员会比较清廉,犯罪率会比较底.文献通考记载: “按西都举人之法,以孝廉方正为本.”西汉选官吏,以孝廉为优先考虑,总以孝治政.今人举亲不举德,所以贪官污吏比比皆是!

《孝经》忠孝并进,以期能治国.汉朝马融着《忠经》云: “夫惟孝者必贵于忠.忠不及之,而失其守,而失其守,非惟危身,且辱亲也.故君子行其孝,必先于忠.”主耶稣忠于天父,顺服神的旨意,为世人舍身于十字架上,完成天国救赎的使命,这是《圣经》记载孝更高的境界.

其实治理一国家千头万绪,不是一个孝字就能解决.熊十力说: “夫父道尊,而子当孝,天地可毁,斯理不易.……但以父道配君道,无端加上政治意义,定为名教.由此,有王者以孝治天下,与于孝作忠等教条,使孝道成为大盗盗国之工具,则为害不浅矣.”(《原儒、原学统第二》) 旧约的所罗门王,敬畏上帝,以民为本,他不求财,不求寿,只求智慧,以可治理国家,管理百姓,结果他成为贤明的君王,深得民心.他向上帝祷告说: “所以求你赐我智慧,可以判断你的民,能辨别是非。不然,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?”所罗门王因为求这事,就蒙主喜悦。上帝对他说:”你既然求这事,不为自己求寿、求富,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,单求智慧可以听讼,我就应允你所求的,赐你聪明智慧,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,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。你所没有求的,我也赐给你,就是富足、尊荣,使你在世的日子,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。你若效法你父亲戴维,遵行我的道,谨守我的律例、诫命,我必使你长寿。”( 王上 3:9-14)

有上帝所赐的智慧,当然远胜自己的聪明才智. “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。”( 王上 4:30) “他的智慧胜过万人,胜过以斯拉人以探,并玛曷的儿子希幔、甲各、达大的智慧。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。”( 王上 4:31)

有关治国,大有智慧的所罗门王著书说:


“无智谋,民就败落;谋士多,人便安居。”( 箴 11:14)
“屯粮不卖的,民必咒诅他;情愿出卖的,人必为他祝福。”( 箴 11:26)
“对恶人说:你是义人的,这人万民必咒诅,列邦必憎恶。”( 箴 24:24)
“义人增多,民就喜乐;恶人掌权,民就叹息。”( 箴 29:2)

他选有贤能的义人治理国家.所以他说:

“公义使邦国高举,罪恶是人民的羞辱。”(箴14:34)
“作恶的为王所憎恶,因国位是靠公义坚立。”(箴16:12)
“除去王面前的恶人,国位就靠公义坚立。”(箴25:5)

他是以色列国全盛时期最荣耀的国王,也是最得心民的贤君.智慧是治国应有的才能,公义是治国应有的法则,爱心是治国应有的动机,孝道是治国应有的本份.

注: “治国之道”请参阅拙著:《大学与圣经心得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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